魏晋风度和明清性灵

闻一多说:『秩序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, 即使专制的秩序,也比没有秩序要好 』因为,作 为动物,人性都是自私的;而区别于动物,人格 又需要用为人、为公来约束自私,这个『约束』就 是社会秩序,在中国古代则称之为『礼』:『发乎 情,止乎礼』,是在保护人性自由的前提下,用秩 序来约束人性自由的漫洩,使之不致损害到他人、 社会的利益。仍用闻一多的话:『只有社会,没有 个人』和『只有个人,没有社会』都不是理想的社 会,『我以为不久的将来,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发展 成为:社会属于个人,个人为了社会:』但问题 是,人性的本质既然是自私,那么,只要没有法制 的约束,单凭礼的约束实际上也就是人格的自律, 『社会属于个人』当然是人人欢迎的,『个人为了 社会』却必然为许多人所不认同,于是,就有了 『越名教』也即超越、摆脱礼教束缚的个人主义行 为发生,如果只是个别人,当然问题不大,一旦成为大多数人,而且是精英阶层的大多数人的行为, 便形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当然,它的好处也是有 的,即对礼教专制的冲击,对个性自由的解放 在中国历史上,这样的情况有两次,一次是魏晋南北朝的魏晋风度,通过『越名教而任自然』摧毁了礼教,解放了个性,造就了文艺的繁荣、社会的灾 难另一次是晚明清初的明清性灵,通过『越名教而逐风雅』摧毁了礼教,解放了个性,造就了文艺 的繁荣、明王朝的覆灭,

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是『竹林七贤』,『礼 岂为我辈而设』便是七贤之一的阮籍所说。否定 了礼 也即上下' 尊卑' 长幼的社会秩序那么, 人的行为准则又是什么呢?便是『自然』什么 是『自然』呢?就是放任人的『作为动物』,而不 再讲人的『区别于动物』,所谓『魏晋风度』的 『越名教而任自然」,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『任 诞』,在《世说新语》中被列为第二十三篇,其他

的各篇如『简傲』『感溺』等等,实际上都属于 『任诞』的不同表现。而所谓『任诞』,就是人的 行为迥异于正常人 普通人,就像动物一样,显得 荒诞不经' 王隐《晋书》以为『贵游子弟,多祖述 于阮籍,同禽兽为通』:《抱朴子》外篇『刺骄』 则云:『或乱项科头,或裸袒蹲夷,或濯脚于稠 众,或淒便于人前,或停客而独食,或行酒而止所亲, 此盖左衽之所为,非诸夏之快事也。』识者以 为,如此地废礼义去廉耻,『乃先著之妖怪』、 亡国之征兆。

『诸阮皆能饮酒,仲容至宗人间共集,不复用 常杯斟酌,以大甕盛酒围坐,相向大酌时有群猪 来饮,直接去上,便共饮之』 『世说』中的这 条记栽,可以作为『越名教而任自然』的典型或 有以陶渊明作为『魏晋风度』代表之一的,我是不 同意的 因为,陶虽超越于名教之外,但这种超越 是生活到了『世外桃源』中去的,所以对社会秩序 不构成冲击 而『七贤』的超越于名教之外,则是 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,并以放任自然的行为直接颠 覆了社会的秩序。

一言以蔽,魏晋风度就是精英的人士们觉悟到 个人不需要对社会承担任何责任,而应该像动物一 样自由地生活 这在创造了『文的自觉』的艺术美 的同时,也导致了『神州陆沉,百年丘墟』的社会灾难,诚如王衍临死前的悔悟:『吾等若不祖尚浮 虚,不至于此』

明清性灵的代表人物是李贽、袁宏道、 董其昌、屠隆、陈继儒、 张岱、钱谦益,『无耻之 尤』『叛圣人之教』便是顾炎武对李贽的评语, 同样是颠覆礼教的束缚,但明清精英们的行为准则却不是像动物一样以与常人不同,而是以高大上的闲雅、风雅与常人不同,这就不是放任人性中的动物性所可以做到,而是需要提练人性中的 精华性才能做到 而所谓『风雅』,并不是如 《诗经》的风雅:《诗经》的风雅,用闻一多的 说法是『只有社会, 没有个人』的;明清性灵的 风雅则是『只有个人、没有社会』的。如袁中郎 所说,人生的『五大真乐』『三大败兴』,全在 个体物质、精神的需求能否获得满足,而『破 国亡家不与焉』,甚至西湖边上,最好把岳坟挖 去,改建十丈朱楼,以供我的风流快活。而所谓 『性灵』,正是『风雅』化的『人欲』-

『人欲即是夭理』,这是李贽说的。什么 是『人欲』呢?即圣人所说的『食色,性也』。 名教承认食色为性,但要把它约束在一个礼的范 畴内;约束得宜,则『发乎情,止乎礼』;约束 过了头,便成为『存天理,灭人欲』。为了对抗 名教的专制,于是便有『人欲即是天理』。但废 了天理,人欲不能放任到像动物一样,而需要用 教养、文化去提练它、包装它。从张岱的『好精 舍,好美婢,好娈童,好鲜衣,好美食,好骏 马,好华灯,好烟火,好梨园,好鼓吹,好古 董,好花鸟,兼以茶潔橘虐、书蠹书魔』到李渔 的《闲情偶寄》、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-从袁中 郎的『笑他俗子』到董其昌的『终日无俗语』, 甚至连酒肆青楼,也全为琴诗书画的氛围所笼 罩。这样『风雅』的『人欲』,我们便称之为 『性灵』,与魏晋风度『自然』的『人欲』,恰 成反拨正常礼教社会中人的两个极端。一个以大 俗为大雅而区别于正常人,放任了人性中的动物 性,一个以极雅为风雅而区别于正常人,提练了 个性中的『仙性』。

这个『仙性』,同样是精英人士们觉悟到个人 不需要对社会承担任何责任,而应该高大上地风雅 地生活。它与魏晋风度都是『平居大异于俗人』> 无非一者以比俗人更俗而异之,一者以比俗人更雅 而异之。这样的人性解放,在创造纯粹的艺术美的 同时,同样导致了明朝覆亡的社会灾难,用闻一多 的话表述顾炎武、梁启超对他们评价:『你们的风 雅,便是你们的罪状!』

今天的精英阶层,多奉魏晋风度和明清性灵 为『有文化』的理想的生活榜样;尤其是从个性自 由和美感精神方面,更作为中国文化艺术抒情传统 的典范。这当然有它的道理。但如果无视其以世俗 也即正常的人生为对立面的生活态度,无论自然还 是风雅,于社会的危害性,则在打破秩序的专制之 后,必然导致没有秩序的『自由』。

黄山谷有云:『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,唯不可 俗,俗则不可医矣。或问不俗之状?曰:平居无以 异于俗人,临大事而不夺,此不俗人也。平居大异 于俗人,临大事则一筹不画,此真俗人也。』『俗 人』也即遵纪守法的平常人' 正常人。真正的不俗 之人,平时与俗人没有什么两样,但一旦社会上有 大事发生,便能挺身而出,勇于担当。真正的俗人 则反之,平时与俗人迥然不同,十分引人注目、艳 羡,但一旦社会上有大事发生,则退到了俗人的后 面。相比于魏晋、明清的精英阶层,大多『平居大 异于俗人』,宋代的精英阶层,正可谓『平居无异 于俗人。』

我们看苏轼在地方上为官,常与田父野老相 往还,一如陶渊明隐居田园时与父老同耕种、共饮 酒。魏晋时,名声显赫的是『七贤』,陶的名声并 不大,到了北宋,『七贤』包括王子猷的『任诞』

俱不被看好,陶却大受推崇,正在于其『平居无异 于俗人』的生活态度。地方上如此,京师中同样如 此。欧阳修《六一诗话》记:『京师风物繁富,而 士大夫牵于事役,良辰美景,罕获宴游之乐 '』至 有『卖花担上看桃李』『不言语处吃三杯』之谚, 其不解风雅如此。苏撤在京中忙得不可开交,后贬 到地方上作酒税官,以为官职清闲,可以享受风雅 生活了。便在居所辟一块地作『东轩』。想不到几 年之后调回京城,竟一次也没有去那里享过一次清 福。而正是如此一批『平居无异于俗人』的精英, 却信奉着『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』的 社会担当精神,在奉献并践行社会价值中体认了 他们各自的个人价值。宋王朝覆亡,陆秀夫 '文天 祥等高唱着『正气歌』•,明王朝覆亡,钱谦益、吴 伟业等谱写了『贰臣传』!『平居无异于俗人』而 『临大事大夺』,与『平居大异于俗人』而『临大 事一筹不画』的对比如此:

对魏晋风度和明清性灵,摧毁礼教专制, 解放个性自由,造就文艺繁荣的功绩,我始终是 表示欣赏的,王羲之的书法,董其昌的书画,也因此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永远的荣耀。但艺品和人品不能混为一谈,我们决不能因为肯定这两个 时期的艺术,从而肯定这两个时期的人生价值观 也值得我们学习' 仿效:无论自然还是风雅,当 精英阶层的群体或主流,放弃了个人对社会的担 当,纵然有益于文艺的创作,但对当下的国计民 生肯定是有害的

我们要打破礼教的专制对个性自由的束缚,但 决不是要摧毁礼教本身。无论是否以礼教为名实, 社会是永远需要秩序的,包括任何一门艺术亦然。 纵心所欲必须以不逾矩为前提。

来源: 《书法》2020年第02期 作者:徐建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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